城市實驗室：從聖地到教會四幅牆的反思

王緯彬

教會建築設計師

「讓我們建造橋樑，不要建造牆壁。」— 馬丁路德金

大約半年前，我入讀了伯神/ 柏祺的轉化型領導學博士課程，必修科包括跟隨學院到兩個城市考察，這次是「實驗室 2 : 中東城市研究」。由 2019 年10月20 日至11 月2 日，行程包括以色列七天、約旦兩天、埃及三天。離港之前，我們必須完成閱讀清單上3200 頁中的一半，好讓我們能熟悉當地的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及宗教背景等。這次旅程涵蓋的，大多數都是熟悉的景點，我會叫這些做「配菜」，「主菜」卻是我們每天探訪當地不同的機構、非牟利組織、學院、教會等。透過親身觀察和體驗，與教授、學者、領袖、信徒、牧師等交流和對話，並從不同的角度，深入了解當地的基督徒、猶太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等。這次行程非常緊張，每天都要走訪多個地點，空檔時間就與同學進行小組討論，睡覺前又要做點個人反思，及撰寫每天兩至三頁的日記。

歷史的牆壁

也許是身為建築師，所以在我眼前不斷出現一個主題–「牆壁」。每一幅牆壁的大小、比例、環境、歷史背景都很不同，好像在迦百農看到破碎房子的牆壁，在約旦河南面馬撒大古城看到廢墟破牆的遺蹟，在耶路撒冷看到厚厚的護城牆，又在聖殿山旁看到唯一保留的「哭牆」或「西牆」。

因為土地擁有權的爭執，加上歷史上沒有止息的衝突，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已建築了一幅拆不毀的「無形的牆壁」。由於缺乏對話空間和互相理解，這幅牆壁持續加高加厚，導致一代又一代的暴力、憤怒和仇恨。當地甚少數的基督徒，多是巴勒斯坦人，他們自稱為少數中的少數，通過建立對話橋樑，努力成為和平使者。Musalaha（阿拉伯語中代表「和解」）的JackMunayer 與我們分享了他們的事工，有一個活動是將二十名巴勒斯坦和猶太年青人帶到沙漠中一同露營，協助雙方合作、溝通、互相理解，建立信任和友誼。在Nazareth Evangel College，Rula Mansour 教授分享她作為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成長經歷，以及如何畢生致力於建立復和，以主耶穌的愛為基礎，與猶太人開展對話。在NazarethBaptist School，校長Botrus Mansour 談及學校用基督教價值觀教育學生，讓教育成為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平台。在Holyland Trust，我們聽到創辦人Sami Awad 談到他在一間餐館和一個猶太領導人進行秘密的單獨會面，希望能建立對話及互信的基礎，他描述開始時氣氛萬分緊張，最後，猶太人卻在他面前哭泣流淚！

政治的牆壁

伯利恆城在耶路撒冷以南幾公里，屬於西岸的一部份，每次都要通過檢查站才可進出，旁邊可以看見石屎高牆。在Bethlehem Bible College 的講座中，我們理解到，源於1993年奧斯陸協議 Oslo Accords 的和平條約，引申出不成功的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以色列就於2003 年以國家安全為名，開始建造西岸圍牆，完工後全長達708 公里，某些部分高達9 米，中間還有 500多個檢查站。巴勒斯坦人的自由受到極大限制，要有許可證才能通過，圍牆加劇了雙方的衝突、疏遠甚至仇恨。

我們到達 Efrat， 參觀猶太人殖民區 Jewish Settlement，第一個感覺就是好像進入了一個美國市郊新建的高尚住宅區。低密度的房屋圍繞著華麗的猶太會堂興建，有人在跑步，也有人在遛狗。一位叫R.D.，來自芝加哥的美國猶太人，在會堂內給我們作介紹。原來他在八十年代後期，已經和家人返回以色列定居，他為猶太人能夠回歸祖先的家鄉而感到自豪。近年越來越多人住進西岸發展中的猶太人殖民區JewishSettlement。離開Efrat 之後，我們的巴士轉了個彎，穿過鐵絲網圍欄，就發現身處另一個的世界，見到很多在拆毀中的石屎房屋，由屋頂黑色的水箱就得知是巴勒斯坦人的居所，因為他們是沒有全天候供水的。西岸每年至少執行兩萬份遷拆令，平均有一千多巴勒斯坦人無故要流離失所。西岸的圍牆就成為打壓巴勒斯坦人的象徵。

人與人之間的牆壁

在旅程的最後的幾天，我們到了埃及。自2011 年1 月的革命以來，埃及就是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儘管如此，令我驚訝的是，在街上遇到的埃及人異常友善，許多年輕人帶著燦爛的笑容，和我們一起拍照，令我感覺到彼此之間沒有「牆壁」的隔膜。

我們拜訪了科普特教會的一些高層人物。在Anafora Retreat Center，我們得到又熱情又友善的BishopThomas 的款待，他花了一個小時與我們談論「先跪下、後高舉」，就像耶穌在十字架上謙卑自己以高舉我們一樣。另一個場合是Bishop Marcos 的晚宴，首先與我們接觸的，是幾名穿著傳統黑色東正教裝束的大鬍子教士，其中一位分享了他如何透過教友選舉，成為全職領袖的經過。最後BishopMarcos 在東歐東正教高層會議後，匆匆趕回來。他非常熱情好客，拉著我們每一個合照留念。

這次旅程的高潮應該是開羅市郊的「垃圾城」，開羅的垃圾就堆在這個貧民窟裏。七十年代有一位Father Samaan，神感召他來這裏扶貧、開辦教會，令這群被主流社會遺棄的人和荒廢的村落，轉化成為一個以回收業主導的基督教城鎮。最著名的是這裏的Cave Churches，由天然石洞雕琢而成，空間感覺令人嘆為觀止。另外我們參觀一個叫Center of Love的基督教非牟利機構，是為一些殘障、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我們在後院遇到一個男孩，獨自在踢一個沒有充氣的舊足球，他說話不多，但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我跟他踢了一會足球，離開前並一起自拍。後來我發電郵給負責人Rebecca，她告訴我男孩的名字叫Abonob，有讀寫障礙，不能上正規學校，母親因為要謀生，想把他送到一個特殊兒童之家長住。儘管Abonob 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主耶穌的愛、喜樂與恩典仍然在他身上流露，他完全不介意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的足球，拍照時甚至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受到Abonob 的純真，沒有隔離的「牆壁」，我感謝上帝派了這個小天使令這次旅程更完滿！

教會的牆壁

香港的社會問題，並沒有中東那樣的根深蒂固，但我看見香港政治、社會、經濟的兩極化已慢慢地形成了一道隱形的牆壁，分隔開「藍」與「黃」、老與少、富與貧、新移民與本地人、教會領袖與會眾、信徒與非信徒。就像我們從中東學到的，不是要站在那一邊，而是要扮演一個和平使者的角色，開創對話與和解的平台，用主耶穌的愛來瓦解這些隔離的牆壁。

作為有二十年教會設計及建築經驗的我，認定現在是一個“Kairos” 的時間，提倡堂會把握時機，向社區開放，拆除「四幅牆」。在此旅程之前，我已覺得教會作為神的托管者，應透過開放共享，讓更多的人可以進來使用教會閒置的空間，這就是Attractional Model，但務必要吸引人進來。但在去年年底從中東回來之後，尤其是這幾個月的疫程當中，我開始覺得教會更應該將眼光放遠，到四幅牆以外，將其空間拓展到社區裏面，這就是Missional Model。

其實疫情加速了教會的模式轉變。AttractionalModel 起不了作用，是因為有時侯教會要停止聚會，或要作社區隔離，人流大大減少。其實許多教會無形中已經由Attractional 轉到Missional，透過派發口罩、清潔劑、物資、食物等外展工作，已將教會的空間推進到社區裏面。自2020 年3 月起，我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建立了一個名為「教會空間轉化」的網絡，倡導教會從新考慮堂內現有空間的運用，已有五十多間教會參加，每個月我們都會參觀一間教會，並由他們分享如何打破四幅牆，發展不同社區事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