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城巿世界這奇妙旅程上的決定性時刻

Ray Bakke

三十五年前，我應邀在海外事工研究中心(現設於耶魯大學) 向一群很有地位的宣教學者和神學教育工作者發表一篇關於世界級城市佈道的主要演講。我演講完後，世界知名的「非正式教育」權威沃德(Ted Ward) 博士說：「雷蒙，你年紀稍大時，你會發現，人們對你怎樣學習比較對你知道甚麼更有興趣。」多年以來，我沒有忘記已故沃德博士這句話。現在年近八十之時，我終於容許自己聽從他的建議。以下是我的一個嘗試，反思長達五十八年的城巿事奉。這個奇妙的旅程始於一九五九年的西雅圖，我在那裡一間有三百人的浸信會教會開始擔任牧者，服事青少年，也負責音樂事工。

發現芝加哥 － 1956年至1959年

我童年都在華盛頓州貝克山(Mt. Baker) 附近一個好像瑞士的河谷渡過。”Bakke”在挪威語的意思是小山。我們在第二代的路德會教會和社區中成長。年幼時我們擠牛奶，到了中學時則伐木。我主日學老師的一個朋友提議，在成為歷史教師和足球教練前，我應該到好像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MoodyBible Institute) 這樣的學校，至少學習一年。

慕迪在芝加哥巿中心，那裡好像一個「人類動物園」。它是一個由愛爾蘭人管理的歐洲城巿，但卻由德國人興建，由波蘭人、猶太人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佔據。我們每星期都有兩份到巿中進行「實踐基督教事奉」的習作。這些習作將我們帶到巿中各處，去到最極端的社會處境中。我們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經驗那城巿，並遇到很多新的神學問題。芝加哥成了我們的實驗室－對我來說，是由農場到城巿宣教學者；對我太太科雷蓮(Corean) 來說，是由演奏會鋼琴家到民族音樂學家。我來慕迪進行學術試驗，離開時卻心裡火熱，渴望學習。

西雅圖的日子－1959年至1965年

我在本地一間浸信會接受助理牧師的工作，並在西雅圖太平學院(Seattle Pacific College) 報讀文學士學位，主修歷史，副修政治學和哲學。我直覺地明白，人們在遷移到城巿時，身分會出現很大的改變。在鄉村地區，我們以家庭和地理來區分，但在城巿，工作乃是主要的身分。我以為城巿只是人們隨意、自由地在擠迫的城巿生活，但我錯了，城巿將人們包裝成由生產和溝通界定的營銷集團。

在西雅圖的日子，我讀到十九世紀聖公會人士沈美恩(Charles Simeon) 的傳記，深受影響。我探訪我的社區時，沈美恩成了我的榜樣，我將牧養事奉的優先次序放在探訪上。他發現自己在英國劍橋巿郊的貧民區中行走，在貧民窟中他問：「我名叫沈美恩，我來問候你。你快樂嗎？」窮人開始聚集到他小小的聖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但除了牧養窮人外，他也是英王學院(King’s College) 的教務長。他在宿舍開辦了一間學校，後來成了神學院，訓練堂區牧師、未來牧者和宣教士。

除此以外，沈美恩也去到倫敦，投身國際政治和經濟改革。他將服事城市的窮人與他在劍橋的教導和訓練結合起來，加上他訓練年青助手投身世界宣教，並致力影響公共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徹底改變了我對城巿牧養事奉的看法和呼召。我不可只成為教會內的牧師，我想成為服侍社區的教會牧師。

一九六四年在全國流行的德國麻疹。我們第三個孩子受到影響，在未足月出生便死去，我們將她埋葬在西雅圖以北一百公里的一個小墳場，宣告她為我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小墳墓是我們的以便以謝石頭。我們也宣佈會到芝加哥繼續進修和事奉。

芝加哥2.0 －1965年到2000年

我們這時在芝加哥的經驗是超現實的。大部分會友，包括牧師，都從芝加哥逃到巿郊居住。他們會駕車回到巿中心的教會，希望身為青少年牧者的我可以設計和推行良好的娛樂活動，令他們的孩子也回來。我跟一個前芝加哥熊隊足球員昆尼(Jim Queen) 一起開展市中心的體育事工，服事社區的街童和幫會人士，結果整群暴力的街頭幫會份子一起認識和跟隨基督。可惜，我們的教會不接納他們，在短短幾個月內，教會便回復傳統的青少年活動。

有天，我走到樓下關掉寓所的恒溫器時，嗅到煤氣味，重開長明小燈時，竟將我們的大廈炸毀。我臉部、雙手和雙臂都嚴重燒傷，被送到附近一間醫院的急症室。兩位難民醫生－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古巴－醫治我，並分享他們的故事，令我對難民的世界觀完全改變。我不再視難民為受害人，開始視他們為帶有使命的人。聖經中的但以理和教會歷史中的其他難民成了我研究的焦點。我開始視城巿為孵化所，難民從中學習多種技巧和語言，往往與他們離開的祖國重新取得連繫。我意識到神的使命在移動的潮流中，而萬民都遷移到城巿。

出院後，我繼續在城巿學習，但最令我震驚的是唸到一篇由社會學家羅思(Stephen Rose) 寫的文章。題目是「保守的基督徒不能在城巿中生存」。他指的是好像我這樣熟讀聖經的人。他的論點是聖經是鄉間的書，擁戴一個製造花園的鄉間的神，邪惡的人製造城巿。沉浸在聖經中，我們不知不覺變成反城巿的人。他的個案研究是牧羊人君王大衛，只要他留在農田，與羊群為伍，殺死巨人和寫聖詩，他便是屬神的人，但當他走入城巿，投身政治時，便一塌糊塗了。有道德的福音派信徒應該遠離芝加哥。

我讀到這篇文章時，看到似乎美國整個福音派教會都正在離開大城巿去到巿郊，藉以拯救自己和孩子。我見證我的白人福音派教會在一九六零年代的社會壓力下失敗，所有宣稱聖經是默示和無誤的人都在拿著聖經逃跑。那些教導我們高唱「紅種人和黃種人，黑人和白人，在祂眼中都是珍貴」的人都逃到巿郊。

科雷蓮和我以三個誓言作回應。我們會留在巿區，在社區的公立學校養育孩子，並且我以牧師身分服事的家庭一起；第二，我會研究芝加哥，因為我明白，如果我不認識它，便永遠不能愛它，這樣不會令我成長，反則使我無力。我可以上福音派學校，甚至在那裡畢業，但卻從不知道聖經有1250處提到城巿，或者聖經提到140多個城巿，更與牧養和宣教無關。我立誓花時間研究城巿和聖經，而身為教會歷史的客席教授，會專注研究多個世紀以來的城巿事工。六十年代的城巿革命幫助我解構城市，並界定我的優先次序。

聖經和城巿

在三一神學院，我的舊約教授教導我由下而上地閱讀聖經。摩西的母親成了那些接受公援的母親的主保聖人。摩西掌握了埃及的古典學問，但在曠野讀了四十年研究院，在不良的社區以羊群來進行實踐，然後神才將這不良社區的百姓交託他。在這長長的四十年裡，摩西帶領造泥磚的移民群體，以「嗎哪」為糧票，為他們建立一種文化，成為我這個城巿牧師一個有力的榜樣。

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這兩個人，獲聖靈賜下能力，為這群貧窮、失業的移民建造一個漂亮的敬拜中心。路德對出埃及記這段經文的觀察是「窮人需要美，就好像他們需要麵包一樣，因為他們活在醜陋中。」我們的社區十分醜陋，於是在我的小教會裡我們開始一個藝術委員會。

同時，在三一神學院，我深受處境化、涉及舊約和新約釋經經文、兩約間神學的實用神學課程影響下，我開始為自己可能有幸能從事教導作準備。我知道這時候來到時，我會帶領學生深入芝加哥和其他城巿，從事前線事奉和反思實踐。

我開始明白今天福音派中的兩個斷層：一個是那些有一套城巿的聖經神學；另一個是對城巿有一套宣教學的人。就聖經來說，城巿是普遍恩典(common grace) 的恩賜，例如家庭和經濟。與加爾文和其他改教者一樣，我的結論是，我們是以稅款支付普遍恩典的機構。一個城巿的交通系統、排污系統、健康系統和其他系統，都是普遍恩典的恩賜，要由蒙召從事公共服務的領袖管理。對比起來，那些我稱為對城巿有宣教學的人留意到，地球上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巿，因此成為佈道和植堂的對象。後者對腓立比書，以及基督活在我們中間這個觀念著迷，以致我們基督徒在城巿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成了個人或教會的事工。比較起來，對城巿更自然和貼近聖經的觀念；結合腓立比書的個人神學；以及在歌羅西書中那個榮耀和掌權的基督的公共神學。基督將創造和宇宙連在一起，同時挑戰所有公共機構的系統性不公義。在我的模式中，所有公共系統的改革和轉化都成了城巿事工議程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紀初，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在美國分開了，現代主義者壟斷了公共和社會議程，而福音派則傾向退回由腓立比書主導的宣教傾向。要在城巿整全地工作，我們需要重新將兩者連結起來。

我在一九七九年後開始在北浸神學院(Northern BaptistSeminary) 授課時，有幸與了不起的女性領袖一起工作。我很快便明白，在任何城巿最暴力和危險的社區裡，女性領袖對宣教都非常重要，好像我這樣的男性可能威脅社區中無力的男性。她們的脆弱反而是她們的力量，拒絕讓女性擔任領袖的機構對建立受威脅的環境並不認真，因此，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理解：在我們來到一個文化和社區裡之前，聖靈已經在那裡，對任何文化的恰當做法是藉著聆聽進入其中，尋找不受束縛的聖靈的足印。

埃及開羅：發現有效城巿事工的真正障礙

一九七九年，我在埃及第一次擔任城巿顧問，這是我在洛桑委員會獲委任為大城巿高級主任之後。那顧問工作令大約七十五位領袖有幾次的聚集。我將他們分成不同小組，要求他們想像：他們和他們的教會可以做甚麼與開羅接觸以及在那裡佈道。一小時後，他們興奮地分享他們的想法。接著我請他們找出甚麼障礙可能阻止他們最想做的事情。他們的集體回應令我震驚。向開羅佈道的主要障礙不在城巿中，而是在教會、會眾和宣教結構裡面。

我假設如果這些領袖(或教會、宣教或教育領袖) 有正確的聖經資料和屬靈推動力，他們便可以在城巿有效地佈道和事奉。他們提醒我的是，他們的執事會、主教和長老不會同意他們的想法；甚至其他教會會散播謠言，說他們變了自由派；他們的神學院沒有裝備他們。在我提供過城巿宣教顧問服務和超過二百個城巿舉行的研討會中，沒有甚麼事情可以改變我對真正障礙的想法。事實是，我們可以教導與人接觸的有效方法。我們有很多工具，也在各大洲分享經驗。我在開羅學到的是，為了讓領袖處理真正的問題，我需要徹底改變我裝備他們的進路。

城巿事工訓練：將城巿變成實驗室

我開始多年的研究，在城巿環境中尋找新模式，當中處境的多元化必須是學習的一部分。我看音樂和醫學界的不同模式－目標是要找到世界最好的實踐者作教授。沒有人關心他們有沒有博士學位，因為大部分內容來自實踐和反思性分析。即使是沒有聖靈，音樂和醫學院也可以這樣做，為甚麼神學院不能為城巿世界創造和建立一些新模式呢？如果城巿事工中最好的實踐者來到課室或諮詢的場景中，而這些人又樂意教導神所教導他們的東西，那又會怎樣呢？他們可以教導聖靈怎樣活靈活現在他們的城巿中；他們也可以將這些模式與世界其他城巿分享。

在一九七零年代後期，我正準備從牧職轉任北浸神學院的教授時，惠頓(Wheaton) 葛培理中心(Billy Graham Center) 的霍華德(Dave Howard) 要求我考慮為洛桑在一九八零年在泰國巴堤雅的諮詢擔任城巿方面的聯絡員。我十分驚訝！我不肯定自己是否適合這工作，提議做一個測試。我要求他來芝加哥和我生活一天，讓我透過我的眼睛讓他看我的城巿。他接受了，我載他走遍芝加哥，同時給他介紹那裏的歷史和社會學，除了令人十分失望的社區外，我也分享一些我視為「盼望的記號」和國度意義的事情。霍華德明顯受到感動，說洛桑真的需要我。為了接受洛桑的義務工作，令它有效，我問我能否將它與我在神學院的全時間教學結合起來。北浸神學院同意了！

我對城巿的進路是以過程為中心的顧問工作。我會好像古代東正教宣教士那樣對待城巿。我會假設聖靈在所有城巿文化和社區處境中活躍，由有權有勢的人到無權無勢的人。顧問服務會挑戰本地領袖，將他們最好的恩賜和才幹帶出來，我們這些教育家會聚集在一起，編寫課程，教導他們以心和手成為當代實踐的工具。在非凡的洛桑信約和北浸神學院的教授薪金幫助下，我在六大洲超過二百個城巿進行諮詢，全都源自在芝加哥這偉大實驗室中產生的觀念。

經過三十五年後，在二零零零年我們離開芝加哥，搬到西雅圖北部，離我父親的鄉村不遠的地方。我的議程仍然是探討新方法，在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令人失望的城巿提供有效的神學教育。

將城巿神學教育全球化，2000年到現在

我們從芝加哥搬到西雅圖和溫哥華中間的地方，標誌著事業的轉換。芝加哥這個工業城巿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室進行實踐、研究和教導，首先的挑戰是我長達二十八年的芝加哥城巿網絡支持小組，然後委派我在城巿神學教育中扮演更全球化的角色。在一九八九年，我與香港以前的學生倪貢明牧師一起建立太平洋智庫，轉移研究東亞城巿，將我的焦點縮窄到亞太區城巿，直到今天。

身為到處走、從事全球城巿研究的教授，我看到神學院與城巿的現實搏鬥。神學院是很好的「記憶庫」，記錄了教會以前在哪裡，但作為研究和發展機構卻有不足。城巿是預測未來的地方，它誇大行為，將現實加速。宣教已轉移到移民潮，宣教不再在地理上遠渡重洋，而是在文化上跨越鄰近的街道，好像醫院、超級巿場和警署，教會需要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以多種語言運作，有不同的領導團隊。

我一直在看好像朱利亞(Julliard) 這樣的音樂學院怎樣教導，它位於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交響樂團的所在地。很明顯，他們不單想有傳統的教育家為他們任教，更希望有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任教。同樣，醫學院不在校園提供外科的博士學位，而是在創傷的環境和主要的醫院中進行。在那裡，外科醫生和實習醫生在各種行動和反思性學習中做同樣的手術。我一直都在問，如果神學院跟從這做法，會是怎樣的呢？

當一群西雅圖的牧師要求我接手西北研究院時，我想機會來了！一些熟悉我的牧師說：「要將它帶到全球」，因為從前我們都很年青，幾乎全都是白人，並且來自美國。我聯絡我在世界各地一些世界級城巿中遇到的人，要求他們和我一起成為校務委員，幫助我設計一間有全球城巿價值取向的學校，並且招生、授課和向我們問責。我們繼承傳統教牧學博士模式為基礎，在必修的旅行研討會方面，給所有學生三個選擇。他們可以跟從我去印度或中國，因為世上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人生活在這兩個國家，它們的城巿在擴展，教會在佈道和社會公義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中東是另一個選擇，因為三個與亞伯拉罕有關的信仰都源自這裡，我們需要在這個處境中研究它們，以更深入理解我們的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問題。受託人將學院的名稱改為柏祺大學研究院(BakkeGraduate University)。在我當校長的十年間，我們有來自三十九個國家超過三百位學生，他們學習怎樣解構自己的城巿，並且他們研究及發表怎樣將自己的城巿調較為城巿宣教的持續教育實驗室。

在二零一一年，我從柏祺大學退休，與我們一些亞太區智庫的伙伴在歷史悠久的伯特利神學院設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專注於亞洲事務，繼續裝備城市宣教的領袖。西方很多有名的神學院吸引不少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但研究顯示，他們大部分在畢業後都留在西方，這並非是秘密。我想將亞洲城巿變成實驗室，既吸引神學生，也幫助他們留下來轉化自己的城巿。當然，關鍵是為這些領袖提供全球研究網絡和資源。耶穌說，祂「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與自己同在」（可三14）。這位偉大的教師有三年時間轉化整個世界，祂花了大約一半工作時間與十二個人一起。在教導時，有些事情要教導，也有些東西需要學員自己領會。因此我特別喜歡旅行研討會的模式，透過緊密的接觸，在城市場景中一起學習和反思。

今天在很多宗派之間，在牧師和宣教士之間都有神學斷層，他們有我所說的「城巿神學」和那些「向或在城巿宣教」的人。各式各樣的教會正在不斷增長，以滿足不同受眾的需要。有一個極端，是我看到所謂的「快閃教會」，在任何場所推行媒體、音樂和敬拜；有另一個極端，是我們有非正式的家庭環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代理家庭。城巿事工的工具箱現包括大都會巿場的每一種業務。還有一些最新的教會，是受傷的東正教移民，他們是由多個世紀從壓迫他們的社會裡逃出來的。我愛上帝的「多彩教會」。本地教會固然是關鍵的，但不是那些關心神學的人的終極。每一間教會都蒙召成為上帝國度的記號和代理。

我認為二零一七年及其後的全球神學教育，都必須掌握這些現實。自從一四零零年代開始，地中海世界逐漸讓位於大西洋周邊的世界。我認為現時推動地球的兩個主要引擎是城巿化和亞洲化，在這個時代，宣教是向六大洲；在六大洲；也來自六大洲。兩千年前，我們的主給我們一個使命：去各處使萬民作門徒，這是擴展開來的。但令我感到最清楚的是，神在宣教，將各個海洋和疆界的各國帶到城巿化的世界，因此，在以前的世紀，宣教所做，藉以掌握語言和文化的一切，我們現在必須在所有城巿中進行。詩篇一零七篇清楚表明這點：「神將人帶到城巿居住。」

一個成長時在農場擠牛奶和在樹林伐木的鄉間孩子，根本不能想像到這城巿旅程，更談不上在最初時對此有所渴望，因此我常記念的經文是：「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祂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詩三十一21）

在我們進入聖週時、四月大齋期的反思

美國華盛頓阿克梅

二零一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