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場景與教會更新

胡志偉牧師

確實不曾想過在BGU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經歷了六年的學習生涯(2006-2012年)，我終於完成學習，取得學位。對我而言，整個課程最吸引，是能跟這些國際級教授一起學習。有幸接觸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赫傑遜博士(Dr. Richard Higginson)、史蒂文斯博士(Dr. Paul Stevens)、約翰史達偉博士 (Dr. John Stahl-Wert)等。學習擴闊了我的視野，並刺激我不斷就所學的、所要做的，作檢視與思考。

更深入了解城市

據聯合國發表有關人口的報告，2014年全球有54%人口生活在城市，預計至2050年，多達66%人口會進入城市化。中國 正在迅速的城市化當中，有54%人口，於城市生活及工作，而流動人口，則超過二億人。

柏祺博士提及「城市」一字，於舊約出現1090次，於新約則 有160次，共1250次。亞伯拉罕與耶穌為城市代求，而耶路撒冷城市，有過千年歷史。聖經不少經文論及城市，表明神看重城市。以賽亞書65章描述新城市的遠景，值得我們再三思考，並具體應用於城市生活中。將來的新天新地，也是城市的描繪；人類的發展，乃是由伊甸花園至新耶路撒冷「花園城市」(garden city) 的進程。

教會領袖要對城市有更大的想像，不斷思考城市的定位與遠 象。鄧達強牧師指出:國際化城市必須包容多國族裔(multi ethnic)、又要便利流動人口(mobile)、且能兼顧城市內的邊緣社群(marginalized)。

更善用流動人口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估 計，目前全球每年的流動人口，約有一億七千五百萬，而其 中一半為流動就業人口。在跨國企業擴大投資和全球化貿易 的帶動下，全球人口的跨國流動更爲頻繁。由於若干發達國 家人口的自然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老齡化現象，加上國家勞動人口成本上升，導致這些國家，要放寬對外來勞工的限制。

就以中國為例，按照《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 2012年中國流動人口，數量達二億三千六百萬人，平均每六 個人，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約為28歲， 超過一半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出生於1980年以後，平均收入為3,287.8人民幣。與上一代比較，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外出年齡更年輕，更喜歡流進大城市，而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轉向家庭化遷移。

教育局資料顯示，2013年度本港八大院校，共有10,963名內 地生，其中修讀學士學位有6,315人。自2008年以來，有超過 28,000名內地本港畢業生，獲批留港就業。這趨勢正反映人口流動的轉變。

2013年人口數據顯示，本港流動居民的數字為221, 300人。 外藉家庭傭工至2012年有312,000人，估計大約每十個家庭住户，便有一家有外傭。本港少數族裔至2011年有451,200人， 約59%為印尼人與菲律賓人；印度人有28,600，巴勒斯坦人 18,000，尼泊爾人16,500。

更彈性發揮使命

柏祺博士常提及，上帝國度大過教會，本港教會領袖要思 考，無論是要得著城市，或轉化城市，我們必需建立「事工聯盟」，不能單打獨鬥。

教牧學教授安德遜(R.S. Anderson) 看教會作為使命群體的職事，使命的入手，不是受眾或事工內容，乃是回到三一神的使命。教會乃是上帝使命的載體，不同地方堂會，臨在到商場、住宅區、公屋等，這展示了上帝國度的臨在。

教會思考的城市使命，不能採用舊有與傳統思維。教會要重新看待「新阿尼西母」(腓利門書): 這可能是留港工作的內地 生，可能是滯留本地的政治難民，可能是約滿而留港的外傭等。教會怎樣牧養這些漂流人士，讓「新阿尼西母」他朝有日能成為宣教的新力量？

全球走向城市化，基督教於多元化城市裡只是小眾，教會不能以「教堂是城市的地標」自豪，需要「走出去」，積極尋找新的服務機會。當本港教會越來越中產化，教會同樣需要「向下移動」(downward mobility)，透過植堂與開拓新群體，才能得著低下階層、基層市民、新移民、服務業員工 等。

柏祺博士於課堂上，重複講論城市宣教策略，沒有唯一的方 法，不同處境，帶來多元化的宣教策略。城市既是人口聚集 之所在，有貧與富、有有權勢的、有無權的、有土生土長的港人、有新近來港的南亞人士等，城市的宣教策略，必要多元化，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城市策略。

結語

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奉，至今，有14年歲月，我作過新事工的倡導，如領導、教練、使命教會等、作過「事工聯盟」，促成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維護家庭基金」， 也曾與各間神學院、機構與堂會等，就不同事工，一起合作，更曾就城市議題，作出探討、研究與評論。教會需要不 斷更新，而牧者與機構同工，也要與時並進，透過適切學習，應對城市的挑戰。